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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孟子的诠释,仁是由心理情感所决定的内在德性,但与天又有内在联系。
按照一般人的观点,道家的圣人达到了无的境界,所以是体无的。但是,这一派的学说经过孟子的批判,后来就再也没有发展了。
最早的玄学家何晏,有《论语集解》,最著名的玄学家王弼,则有《周易注》以及对《论语》的解释。汉代的儒家总结了历史经验,又重新提倡儒家学说,孔子的地位开始上升了。这种特殊理性能够与无合一而实现无的境界,但是并不排除人的情感。但王弼却作出了不同于一般人的解释。宋明儒学不同于宋以前的汉唐儒学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,其经典依据已经由四书(即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)取代了原来的五经(即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春秋》)。
到东汉时,王充批判了董仲舒的天故生人的神学目的论,用自然无为的观点解释人的生命来源,将天人关系建立在机械式的因果关系之上。儒家提倡名教而道家提倡自然,这是儒、道两家在其发展中各自表现出来的主要倾向,也是当时人们的共识。因此,便有对永恒的追求。
孔子并不是迂到不知时世变迁的地步。祭祀之前必须斋戒,祭祀之中必须虔敬,决不可草率而漫不经心。他所维护的,正是文化意义上的周礼,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,就是秩序所体现的人文精神。夫三年之丧,天下之通丧也,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。
一层意思是说,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,在任何具体场合下都是有分寸、有原则的,它并不限制人的个性,但是能使人的个性得到合理的表现,这样才能互相尊重。也可以说,其一生的所作所为,与君子这个名不相称。
但孔子正处于周朝礼崩乐坏的时代,礼已不再由上层贵族所垄断,而是下移到民间。这种约束是不是限制了人的自由呢?这关系到如何理解自由的问题。实际上,他已接受了诸侯称霸的事实。齐国是姜太公之后,鲁国是周公之后。
《论语》中并没有孔子对其改革方面的评论。更不是说,与他人之间可以不讲究礼。[3] 这是孔子经过研究之后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,即三代之礼是有损有益、有因有革的,换句话说,周礼对殷礼既有继承,又有变革。当然,其中也有孔子自己的理解和发挥。
在死者亲属旁边吃饭,则未尝饱也[26]。虽然很烦琐,但这些礼却体现了社会文明的程度。
因此,孔子并不是固执礼的具体条条框框而不变,也就是说,他并不反对社会的进步和变革。但礼的内容,并不是不可改变的,而是能够损益的,这其中包含了改革的要求。
正如他自己所说:殷因于夏礼,所损益可知也。即通过对祖先的怀念与追忆,在经验世界之中,追寻超越性的生命价值。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,只是表示社会秩序的形式,并不是维护实际上的天子,至于是什么样的礼乐征伐,孔子并没有说。这充分体现了孔子的重民思想。人是要享受到生存的权利和义务的,它体现了人的生命关怀。君子即有道德的人,以深厚的情感对待亲人,人民就会兴发仁德。
陪臣执国命,三世希不失矣。有的认为,礼的学说代表了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。
而对于礼的基本原则和精神的解释,显然有他个人的理想化的理解,这就是以人为重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。就孔子作为一位礼的专家而言,他的这种态度,体现了一种实证的科学精神。
礼应当体现出对人的谆谆,礼的文化内涵就在于此。因为人莫亲于父母,对父母的爱是发自内心的。
在孔子和儒家看来,对父母和祖先的祭奠,意味着对其人生经验、人格品质和生命价值的继承和发扬,也意味着生命的延续,这样做就是将个人的生命与无限、永恒联系起来了。我们分别就这两个层面进行一些讨论。他既已走完了生命的历程,再叫一声小子,又意味着生命的传承。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者,人不仅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之中,更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,人是文化的动物。
天下无道,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如果君对臣无礼,则臣可以离开,不再服事其君。
之所以必不可少,因为这种仪式不仅以其严肃神圣的形式表达了人的情感,而且满足了对永恒的追求,因此具有强烈的宗教精神。周公不仅是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,而且是一位大思想家,他就是为周朝制礼作乐之人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礼体现了相互尊重的对等原则。这显然是将文化置于君权统治之上,体现出孔子对文化的高度重视。
这是孔子所不愿意看到的,故称之为天下无道。相互之间以礼相待,就会感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留名并没有什么不好,好的名声就代表了不朽。但是,他能够一匡天下,即匡正天下之诸侯,维护天下和平与稳定,而不致战乱不断,使人民流离失所,遭受涂炭,这就是最大的贡献。
就是说,文化落后的国家,即使有君,还不如华夏无君的好。这个精神,就是重民,就是人文精神。
这说明,经过周朝取代商朝的统治这一历史事件,周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,意识到德的重要。至于孔子的这个理想能不能行得通,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
礼不同于法的地方就在于没有强制性,但是如果违背了礼,就是违背了自己的心、自己的情,心里就会不安。但是,对于孔子关于礼的学说的性质和意义,人们却有不同看法。